铜官山区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筹建并迅速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铜陵市的主城区，是该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样的时空定位，决定了《铜陵市铜官山区志》在资料的搜集取舍、详略剪裁、体例结构等方面，有着与市、县志完全不同的特点。城市区志是新中国成立后首轮修志中才出现的一个新志种，没有多少专门的编纂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可资借鉴。区志编委会8位同志，用6年时间，编纂完成这样一部具有区志特点的60余万字的创修之作，成为全省第二轮修志启动以来第一部出版发行的区志，可喜可贺，不少优点和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本人读后，就以下三个方面谈点体会。
　　一、“区属”与“驻区”事物资料详略取舍的合理安排
　　铜官山区是铜陵市的主城区，或叫中心区，全市党政机关、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单位、主要商业网点和大中型工业企业管理机构，大都分布在该辖区之内，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区志，不能不将这一区域面貌全面展示给读者，否则就不足以体现“主城区”或“中心区”的特色。但是，在这众多的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属铜官山区委、区政府直属管辖的单位却只有很少一部分，因此，如何合理安排处理“区属”和“驻区”事物资料，是编纂城市区志首先遇到的一个突出难题，而《铜陵市铜官山区志》正是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难能可贵的正确思路——“本志以铜官山区2000年行政区划为准，记载范围涵盖铜官山区全境，不受行政隶属关系限制，但详记铜官山区直接管辖的事物，突出地方特色和体现时代特点”（见“凡例”）。于是，这个难题便迎刃而解。
　　根据《凡例》确定的思路，具体在资料的取舍剪裁上，《区志》详记区属事物，略记驻区事物；在记述顺序上，先记区属事物，后记驻区事物；在记述内容选择上，区属事物重微观，驻区事物重宏观。这是《铜陵市铜官山区志》处理“区属”与“驻区”事物资料的三条重要原则。
例如“工业”章，先以无题序言简述区属工业发展历程，即：起步于50年代后期；经历四个阶段——60年代初发展社办工业，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兴办五小工业，80至90年代初兴办区街工业，90年代中后期发展民营工业。然后分4节详记“区属”工业：第一节记区“直属工业”，先设目记发展概况，并点明记述终点的2000年末，全区共有4家直属工业企业，然后设“企业简介”目，分别对这4家企业的始建情况、改革发展历程、企业规模、主要产品产量、产值利税等——予以详细记述。第二节“街办工业”、第三节“民营工业”，均按照第一节的结构安排记述内容。第四节记“区属工业管理”。分4节详细记完区属工业企业情况以后，专设第五节“省、市属工业企业选介”，有选择地着重介绍了驻区的省属3家和市属5家有代表性的重点企业。这样，读者对辖区内的工业发展情况就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再以“教育”为例。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市、县、区行政区划的多次调整，铜官山区几经撤建，直到1980年将向阳区更名为铜官山区后才稳定上来。而教育工作则直到1991年3月成立铜官山区托幼办公室后，才算有专门机构管理，但也是只管理区属学前教育。直至2000年9月成立铜官山区教育局、市政府下文将辖区内13所小学和5所公办幼儿园交由铜官山区管理，区教育管理机构方始名至实归。可见，2000年9月之前，各大、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等只是作为驻区单位存在于辖区之内。如果只记区属事物，不记驻区事物，“教育”在志书中必将缺项，而“缺项”是志书编纂之大忌。于是《铜陵市铜官山区志》根据“横不缺项”的要求，专门设章节全面记述了辖区内的教育情况。考虑到时限内小学和幼儿园已划定为区属事业单位，所以对此便从“发展概况”、“教育教学”、“学制与课程”、“教学设施”和“学校选介”等各个方面作了全面、详细的记述。至于驻区大学、中学和职业技术学校，则只简记概况并分别对若干所较有特色的学校予以选介，以便读者全面了解辖区内教育整体面貌。取舍得宜，详略有度，充分体现了区志的特点。
其他如“商业、服务业”、“金融、保险、证券”、“信息产业”和对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的记述，都无不体现了编者对“区属”与“驻区”两者关系的合理与适度的把握。可以断言，这是《铜陵市铜官山区志》编纂能够获得成功的主要关键。
　　二、突出记述具有市辖区特色的章节
　　铜陵市所辖一县三区，虽然都属正县级机构，但市辖区行政区划设置及其基层组织的工作任务，显然与县乡不同；铜官山区是城市的主城区、中心区，他必然成为城区建设与管理的重点区域；铜官山区处在城市最繁华的商业闹市区，是众多商业、服务业云集的区域。由于有以上三个特点，因此，基层组织的建设与管理，、城区建设与管理、商业服务业等章节，也就必然成为《区志》的记述重点。记详记实这些内容，不仅能充分体现铜官山区的区域特色，还能充分体现城市区志的特点。
　　《铜陵市铜官山区志》专设“城区建设与管理”一章，用32页占全志8/100的篇幅，全面记述了城区规划、居民区建设、市政建设、公用事业建设、建筑安装与房地产开发、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城区建设的管理与监督等内容。记述面面俱到，细致入微，充分彰显了城市主城区的特色，从而成了《区志》的一个亮点。
　　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是市辖区的基层行政组织，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都要通过这两级组织来实施和完成，因此《区志》专设“街道”一章，用了16页的篇幅分两节来加强对这部分内容的记述。第一节“街道办事处”，详细记述了从1954年至2000年46年间，从县属铜官山区下辖5个街道办事处和1个乡，发展变化为下辖6个办事处的多次沿革演变过程，并从“街道概况”、“主要工作”、“发展街道经济”三个方面，分别对6个街道办事处作了介绍。“街道概况”主要记街道位置、面积、人口、驻区重点单位及历史上荣获的主要荣誉等；“主要工作”重点记述计划生育管理、治安联防、卫生保洁、文明创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工作的发展进步及取得的各种成绩和荣誉；“发展街道经济”主要记述街道企业产生、发展过程，并从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第三产业营业额、利润及上缴税金五个方面，充分反映截至2000年末各街道组织发展街道经济所达到的规模和所取得的效益，让读者对各街道的特点和优势都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
　　第二节记“居民委员会”。以4个层次分目记述“居委会组织”、“居委会工作”、“居民小区管理”和“社区建设”情况。第一目“居委会组织”中第一层详细记述了从1957年铜兴办事处分两批成立21个居委会到2000年全区6个街道办事处下辖1个社区、75个居委会的历次沿革变化情况；第二层“居委会主任选举选聘”详细记述了历史上4次居委会换届选举情况及90年代后期干部制度改革中区政府公开招聘居委会主任情况，记清了招聘名额、条件和待遇；第三层“居委会干部待遇”，记述了从1982年区政府对居委会正副主任实行退养制度起，直至2000年历经4次提高居委会干部待遇情况；第四层“居委会建设”从1994年区政府制定《示范居委会标准》记起，记清了通过抓达标升级，从过去几无办公条件到创建一、二、三级居委会的发展变化情况。第二目“居委会工作”详细记述了从50—60年代抓卫生、治保工作到90年代增加到抓党建、民政优抚、社会保障、职业介绍、文明创建、发展经济、文体宣传、健康教育等工作内容的全过程；“居民小区管理”目从1991年区政府在长江路街道人民新村一带成立第一个小区管委会、开展小区管理试点工作记起，记清了逐步完善小区管理章程、办法及普遍实行小区管理的详细情况；“社区建设”目从2000年区委、区政府依据国家民政部有关部署抓社区建设试点开始，重点介绍了全市第一个社区——朝阳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情况及区政府制定的《铜官山区社区服务五年规划》，明确了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任务。以上这些记述同样全面具体，细致入微，充分彰显了市辖区的特色，从而成了《区志》的又一个亮点。
　　三、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为指导正确记述历史
　　《铜陵市铜官山区志》之“政党、群团”、“政权、政协”、“公安、司法、人民武装”等章记述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内容，断限内涉及“一化三改造”、“三反五反”、“反右派斗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志书是资料性著作，既要凭借历史资料如实记载历史，又要立场、观点正确，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因此首要的问题是要对历次政治运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
　　邓小平同志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一文中说：“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还是有发展。”“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还是要肯定，错误在于扩大化。”“大跃进是头脑发热。”“‘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但是，这十年中，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当然，不提路线斗争并不是说路线两个字就一概不能用了。比如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这样的提法以后还可以用。不但路线，总路线也可以用，现在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时期的总路线。”“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次决议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
　　以上观点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科学总结，是指导我们撰写新中国成立之后历次政治运动时、如何寓褒贬于记述当中的理论根据，也是遣词造句应掌握的分寸。
　　但是，志书是如实记述历史，不是改写历史，也不是评判历史。如何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如实地记述历史，又寓褒贬于记述之中，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铜陵市铜官山区志》对此也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如“中共铜官山区委员会”节之“宣传工作”目中，对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二十余年的宣传工作，结合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政治事件，有选择地客观记述了其中12年的宣传工作情况，如实记述了宣传内容，详者还记述了宣传方法、参学人数、宣传效果等。在记述整风、反右和社教的宣传效果时，前面加上“公社党委认为”一句，这就表明这个结论是当时公社党委的评价，而不是志书编者的判断。实际效果如何，可待后人评说。在记述1976年宣传“反击右倾翻案风”活动内容时，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个词组前面加上“所谓”二字，在其后加上“实为批判邓小平的运动”一句话，因此，一方面客观地记述了情况，一方面表明了编者对此所持的否定的立场和态度，因为这是一次由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的反对邓小平同志开展治理整顿、企图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如果不加“所谓”二字和后面一句话，只是纯客观地记述当时的宣传、学习情况，必将会引起读者的误解。以上对历史资料的这种技术处理，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重要，是对分寸的准确把握。其他如“宣传工作”中“党员教育”、“干部教育”，“政治工作”目中的“主要工作”等内容，都客观正确地记述了有关历史情况。
　　也许是铜官山区历史上多次撤建造成资料散失的缘故，也许是出于编者对“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原始资料的处理难以把握的疑虑，《铜陵市铜官山区志》在记述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史料时，除“机构沿革”部分从起点记起外，其对具体工作内容的记述，一般都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而对其前的内容大多忽略未记；即使记了也显简略。不过，瑕不掩玉，《铜陵市铜官山区志》仍不失为区志中的一部成功之作。他开启了一扇了解铜官山区历史的新窗口，其存史价值和教化、资政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铜陵县地方志办公室　高耀焕
　　　来源:铜陵社会科学 (2008年第七期)